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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章（第2页）

英国政府高官和其他具有影响力的人士试图安抚我。

他们说，我必须了解外交事务的复杂，在事情演变期间我得有耐心。

这类劝告更加深化了我的恐惧。

在这个着急的时刻，我决定必须采取行动，明确表示我抗议对佛朗哥的任何姑息，并表示我完全站在受苦同胞那一边。

当我的同胞处于如此不幸中，我还能继续在音乐会上接受喝彩和领奖吗？当我受邀去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接受荣誉学位时，我回复：以英国目前对待西班牙的态度，我不能接受这样的荣誉。

我宣布取消未来所有在英国的演出，预定十一月在利物浦举行的音乐会是我在英国的最后一场演奏。

我是怀着忧伤的心情做出这样的决定的，但是在那种情况下，我不能妥协。

有一些朋友试图说服我重新考虑，或者至少先不做任何决定。

我在英国巡回演奏时，令人赞佩的钢琴家玛丽·海丝女爵和我一起演出了好几场音乐会，她劝我去见国王乔治六世的秘书，并且替我约好会面的时间。

我们的会晤在白金汉宫进行。

我告诉国王的秘书，英国和联合国其他成员国有明确的道德义务让西班牙恢复民主，我也暗示他《不干预协定》在佛朗哥推翻西班牙共和政府一事上的灾难性作用。

国王的秘书恭敬地留心倾听，并向我保证会把我的意见转达给国王。

然而我心里知道，那是徒然的。

回到巴黎，我收到克里普斯爵士的一封电报，他当时跟工党政府关系密切。

他邀请我会面。

然而那时我已过于疲惫，对进一步讨论不抱希望。

“我们无法互相理解，”

我回复，“我们会各说各话。

你会谈起政治，我要谈的则是原则。”

在法国，我又举行了几场慈善音乐会。

我仍旧怀着希望，希望哪个政府信守他们对西班牙人民的承诺。

可是，唉，事情越来越清楚，主导他们对西班牙政策意向的是政治利害关系，而非联合国的人道法则。

不久之后，我宣布，在民主国家改变他们对西班牙的态度之前，我不再公开演奏。

我回到普拉德隐居，等于再一次开始流亡生活。

我不能说这样做是件容易的事，而且我知道在这个惯于损人利己的世界，我的行动根本影响不了各国的决定，毕竟，这只是一个个体行动。

可是我还能怎么做呢？人必须活得心安理得。

为了表示抗议，出于自己的意志，我回到普拉德避居，你可以说此举让我成了与世隔绝的艺术家，但是在之后那些年里，我从未真的孤单。

与德军占领法国期间不同，法国被占领时，我跟世界的联系完全被切断，如今我则跟世界保持密切的联系。

的确，我不再在舞台上让我的乐器发声，但我一直拥有它的陪伴，也有那些来普拉德看我的亲爱友人的陪伴，还有那些从其他国家写信给我的朋友相伴。

事实上，许多写信给我的人我从未见过。

遥远的距离将我们分隔，但我觉得我们跨越了海洋彼此拥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