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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过十年八年,荒地都成了熟地,招雇工来干活就不经济了,便就把地租佃出去,主人只是收租。
按宋时的政策,雇工和佃户都是客户,赋税都是主人负担。
时间过得再长,很少有地主能保几代富贵,地便开始一点点典卖,有的客户慢慢成了主户,村落便就正式形成了。
这两户人家虽然也是徐家的雇工,因为都懂种水稻,算是技术人才,徐家给的待遇也优厚,甚至给他们起了新家。
随着他们的到来,徐平的这处庄院也正式有了自己的名字——徐家庄。
不再与那些散落的农家那样,叫起来都是槐树下的李家,河东头的赵家这样没个准数的名字。
这个时代大家族聚居的乡村宗族社会非常罕见,与徐平前世的乡村组织倒是差不多,在开发成熟的地方,都是各户杂居。
由于村落规模都小,没有村一级的基层组织,上面是乡、管,协助官府管理的是里正、乡书手和耆长,繁华的乡、管升级为镇,派有管理官员。
由于宗族社会没成形,地主和自耕农甚至佃户的身份变化剧烈,此的乡村与后来的明清时期有很大不同,好的说法叫有活力,不好的说法叫不稳定。
这一代是地主,下一代就可能给人当雇工,富不过三代的状况很普遍。
比如这处庄子叫徐家庄,过上一百年庄里可能一户姓徐的都没有了。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多种多样,但朝廷政策是最大的推手。
徐平前世从课本上学来,宋朝的统治阶级是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士大夫是大地主和普通地主,皇室是最大的地主,一切政策都是为了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
现在他来到这个时代自己成了地主,对这个说法只能苦笑着摇摇头。
宋朝对乡村的官方政策,从赋税到差役,全部是以打击乡村大户为目标的,而且没有理由,就是赤裸裸地全方位打击。
能够在乡村保持百十年富贵的,都不是寻常人,不是普通人家。
历史学家谈到这里,都会打个补丁,朝廷政策的本意是如何,但实际施行时地主阶级都会把负担转嫁给下层农民,更进一步地拉大农村的贫富分化。
徐平只能说这些人都把士大夫看成神经病吗?为了维护那个臆想出来的地主阶级,却要搞出一堆打击地主阶级的法律条文。
实际上宋朝是惟一不抑制土地兼并的朝代,但土地兼并程度也是历代最轻的。
因为朝廷不抑制兼并,但打击兼并成功者。
按照律法,农村的负担几乎全部都由土地所有者承担,土地越多,负担越重。
此时乡村又没有宗族这个怪物,又没有身具特权的士绅,就连各级官员的特权也被限制,不同级别的官员可以免家里不同人数的赋税,但只要没到中高层,能把自己家里人免了就不错了。
与明清时期士绅大户大量包庇不相关的人免税从中获取利益不同,宋朝时候都是拼命地把家一分再分,兄弟同居的现象在农村都不多见。
分家不成功的胡子都白了扎着小辫冒称童子,有本事分家的孩子刚刚会跑就赶紧分出去另过,这才是这个时代的常代。
因为赋税差役都是按照户等来的,分得细了可以降自己的等级,从而少点负担。
这也是宋朝每户的平均人数比历朝历代都少,让人觉得诡异的原因。
从根本上说,还是用阶级社会生搬硬套中国的古典社会造成的错乱,非要把士大夫阶层说成地主阶级的代表。
实际上士大夫大多出身于什么家庭?他们本就大多出身于仕宦之家,当官的人大多都有地,不代表他们就自觉得认为自己是地主。
这个道理就跟徐平前世,公务员的最大来源是公务员家庭,但非要说这些人大多都有住房,所以代表有房阶级一样可笑。
宋朝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他们本就是超脱于地主农民商人之外的阶级,对其他三者没那么高的阶级觉悟,他们是自认为是治世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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