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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引自郁达夫《断篇日记》)。
原来友人邓仲纯及时通报郁达夫有人要加害于他。
郁达夫与安庆的因缘由此画上令人遗憾的句号。
上面所说的这些,汪军想必早已有所考索,烂熟于心。
他还在《两个觉醒》的微博中进一步指出:“作为辛亥革命重要策源地之一的安庆,是一座铁血城市,二次革命失败后,以岳王会为骨干的革命党人对皖北倪嗣冲军阀的抗争一刻都没有停止。
《新青年》集结了皖江党人,直皖战争皖系战败又是一个契机。
在陈独秀、胡适等旅京旅沪知识分子鼓励下,一九二一年安庆先后爆发‘六二’学运和‘驱李’运动,庆祝‘驱李’胜利的万人大游行彰显了蓬勃的市民精神。
正是这些元素构成了郁达夫‘A城系列小说’的背景,他要表达的正是市民精神的觉醒。
《秋柳》中的陆校长,就是郁达夫任教的安徽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校长光明甫,安徽知识界的灵魂人物……而延续日本《沉沦》时代,郁达夫‘A城系列小说’大胆地暴露自己的内心世界和隐私欲望,又是人的觉醒,这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
如此为郁达夫在安庆的生活和创作定位,无疑是颇具启发的。
或许正是从这“两个觉醒”
的认识出发,“重走郁达夫的安庆之路”
,久而久之,汪军萌生了一个新的大胆的想法,那就是创作一部小说,让于质夫仍然当主人公,让于质夫重归安庆,再现他在安庆的日日夜夜和在“两个觉醒”
中的心路历程,这就是这部六万多字的《归羊》。
我读完《归羊》后发现,这部小说的行文是郁达夫式的。
小说从于质夫最后一次到安庆开始叙述,不断穿插于质夫第一次到安庆的追忆,字里行间处处散发着生命觉醒的气息,以及对“两个觉醒”
的强烈渴望。
在《归羊》结尾,于质夫与文学院杨院长曾有一番长谈,两人共同回顾了安庆那段风云激荡的岁月。
杨院长当为杨亮功,后来也担任过安徽大学校长。
安徽自治运动期间,他是省立第一中学校长,才二十多岁,与法政专门学校校长光明甫、省立第一师范校长李光炯等在一起,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时隔八年,于质夫与杨院长的精神再次发生交集,拥有这一段共同的人生记忆。
这是《归羊》的激昂之处,透露出一缕光明的温暖、一丝希望的憧憬,这也是那个时代的“两个觉醒”
赋予于质夫的生命色彩。
汪军的《归羊》重新构思了于质夫的大结局,虽然晚了近一个世纪。
这部小说中于质夫生命意识的高扬,不也象征着郁达夫灵魂的复活与再生?这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意识的对接,也是一个极有意思的尝试。
而且,《归羊》也可视为“重走郁达夫之路”
的一种特殊方式。
明年正好是郁达夫到安庆一百周年,小说《归羊》的出版和“重走郁达夫之路”
活动的继续,是今天“A城”
也即安庆市民对郁达夫的最好的纪念,故我乐意为之作序。
庚子年三月初一于海上梅川书舍
(原载《归羊》,安徽文艺出版社,二〇二〇年四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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