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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隋唐之社会与宗教（第2页）

中国是以农立国的，全国的大多数都是农民，所以农民生计的舒蹙（cù），和国计民生关系最大。

要农民生计宽裕，是要（一）地权平均；（二）谷物价格稳定；（三）还要海内太平，赋役轻简。

在唐初颇是其时。

租庸调的制度，到后来，渐渐地废坏了，在初行时候，总该比较完整的。

这时候的地权，也该较为平均。

调剂谷价的法子，自汉以来，是靠常平仓。

当新谷登场时，由国家收买若干，以提高谷价。

到明年青黄不接时，用平价卖出。

这本是很好的法子。

但是到后来，谷物的市场广了，而官家的资本甚微，就不能控制谷价。

隋朝的长孙平乃又创义仓的法子。

丰收之年，劝人民随意出谷，即在当社立仓存贮。

到凶荒之时，即以之充赈济。

此法令人民自谋，并令人民自行管理，尤其尽善尽美。

虽然后来有因管理不善，移之于县，以致全失初意的；日久懈怠，也未必全国都能举办；然而既有这个法子，以后总有一部分能照办的地方。

这于农民生计，也大有裨益。

再加以唐初海内太平，兵革不作；对外的战争，也不甚影响到国内；人民自然要富庶安乐了。

但是太平渐久，则资本的蓄积渐多，人民总有遭遇不幸的。

况且生计渐见宽余，则生活程度，也随之而提高。

一遇水旱凶荒，就不免要流离失所。

而并兼的现象，就要随之而起。

到玄宗开元时，已经很厉害了。

农工两业的智识技能，颇有从外国输入的。

譬如制蔗糖的法子，就是唐太宗时取之于北印度。

又如琉璃一物，中国人本不会制造。

北魏太武帝时，有大月氏人到中国来，说是会造的。

乃令其采矿山中，试行制造。

一时所造颇多，成迹也很良好。

后来不知怎样，其法又失传了。

隋时会在广州招致西域人，想设法制造，没有成功。

然而制瓷之术，却因此而大有进步。

唐代昌南镇的瓷器，就是后世景德镇的瓷器的根源。

商业也是很兴盛的。

全国可通的水路，都是运输所资，即陆路亦极活跃。

只要看唐人诗中估客、估帆等字样，也可见得其兴盛的情形。

对外：隋时已设有互市监，这是管理西北陆路的贸易的。

唐朝又在广州设立市舶司，以管理海路的互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