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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章（第2页）

乾隆十八年六月十四日午时，丁文彬被架上囚车，押赴法场，在万头攒动中被绑上木桩，接受千刀万剐，在身上的肉一片片被割下来之时，他口中尚且喃喃有词，念叨上帝的恩谕。

据不完全统计，乾隆一朝，类似丁文彬这样的疯子文字狱多达21起。

前面提到的王肇基，也是一个精神不正常之人，所献诗联词句不通，思维混乱，连乾隆都认为&ldo;竟是疯人而已&rdo;。

然而这些疯人没有一个逃过了皇帝的法网。

其中7起案件，疯子被凌迟处死，疯子的亲属也被连坐，或者处以斩监候，或者被赏给功臣人家为奴隶。

另外14起被从轻处理，不过即使从轻，也基本都是&ldo;斩立决&rdo;或者&ldo;立毙杖下&rdo;。

乾隆朝另一类超出了普通读者理解能力的文字狱是&ldo;图碑类&rdo;文字狱。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八月，福建的一个小贩李浩，来到浙江省贩卖图文碑记，被浙江瑞安&ldo;城管&rdo;也就是差役搜查，缴获了他所贩卖的《结盟图》《惩匪安良图》《孔明碑记》，报给县令。

其实贩卖这些东西，就像贩卖财神像一样普遍，并不存在什么风险，因为这些东西无非是民间劝人向善的宣传品。

《结盟图》是劝世人遵圣守法的，《惩匪安良图》劝坏人弃恶向善，那《孔明碑记》中除了一句&ldo;两两相争不见天&rdo;略觉刺耳之外，也不过是一些荒诞不经的预言，并没有什么犯上作乱之意。

据李浩称，这《孔明碑记》的来头可不小。

据说这一年二月二十八，狂风大作，暴雨倾盆。

风雨过后，广东东山寺院里出现了一块石碑，碑文是诸葛亮所题，内容是预测未来吉凶之事。

百姓都说是诸葛亮显灵，因而纷纷传抄。

按理，贩卖劝善文字之事本不值一问，然而官员们都知道在乾隆朝既然案子事涉文字，就要宁左勿右，否则皇帝怪罪下来吃不消，于是经巡抚、总督，直报到皇帝那里。

皇帝果然对这件事十分重视，批示&ldo;知道了，从重定拟，不可姑息&rdo;。

掌握了皇帝意图，地方官立刻兴起大案，追查数省，牵连多人。

在办案过程中，皇帝还特意嘱咐，&ldo;绝不能叫一个罪犯漏网或者自杀&rdo;，可见其草木皆兵之心态。

这个案子的最后处理结果，在档案中并没有记载。

但是以乾隆处理文字狱的一贯手法，我们不难想象又有许多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乾隆朝的这些文字狱乍一看来实在无法理解。

乾隆的处理方式，似乎只能用&ldo;丧心病狂&rdo;四个字来形容。

阅读这些文字狱档案，让人不禁怀疑疯了的到底是乾隆还是&ldo;案犯&rdo;。

对乾隆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这个人本身并不荒唐。

他性格理智坚毅，处事精明细致，智商情商都很高。

这样一个人，何以做出如此不近人情的事来？

其实在文字狱问题上，乾隆曾经非常通达理性，甚至还称得上宽容大度。

众所周知，乾隆的父亲雍正在位期间曾经制造了多起著名的文字大案，比如吕留良案、查嗣庭案、汪景祺案等。

就像对父亲的许多其他做法不以为然一样，对这些文字大狱乾隆也一直腹诽不已，即位后立刻拨乱反正。

雍正诛杀汪景祺，一直把汪的头颅悬于菜市口示众。

乾隆以京师首善之区，悬挂人头&ldo;有碍观瞻&rdo;为由，命人取下掩埋。

接着，他又赦免了吕留良案、查嗣庭案、汪景祺案中许多被牵连之人，放还了查嗣庭、汪景祺的亲属，一时天下读书人如沐春风，感激涕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