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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九月八日,也即鲁迅抵达厦门的第五天,同在厦门大学任教的顾颉刚即拜访鲁迅并赠《诸子辨》(宋濂著)。
九月二十二日,顾颉刚又赠鲁迅其所编的《吴歌甲集》,环衬上又题字:“豫才先生评正颉刚敬赠十五、九、廿二厦门”
。
此地书和《古史辨》第一册至今仍保存在鲁迅藏书之中。
从以上梳理就可以清楚地看出,鲁迅与顾颉刚虽然交往并不频繁,最初还是较为友好,顾颉刚对鲁迅是尊重的,多次赠书求教;鲁迅对顾颉刚也给予了帮助,有求即应。
当然,两人的矛盾在厦大时已逐渐开始显现,鲁迅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六日致孙伏园函中已有所提及。
此后发生的事,凡读过鲁迅杂文《辞顾颉刚令“候审”
》、鲁迅一九二七年五至七月间致章廷谦、台静农、江绍原等人的信以及所作历史小说《理水》和《铸剑》的,应该都已熟悉,不必再赘言了。
显而易见,富仁兄并不满足于对鲁迅与顾颉刚关系始末的简单追溯,或者说这不是他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他更关心的是鲁迅与顾颉刚为什么会交恶,他们在思想上和学术上有多大的分歧,力图在更大的文化背景即近代以来中国思想和学术思潮的风云激荡中来把握和理解鲁、顾这件历史“积案”
的实质。
用富仁兄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之所以花费如此长的篇幅清理这件‘积案’,是因为它实际牵涉到中国现代思想史和学术史上的一系列重大分歧,并且直至现在这些分歧还常常困扰着我们,使我们不能不正视它们。
它是在当时历史时代两个‘大师’级人物的‘互视’关系中发生的”
。
确实,在这篇长文中,富仁兄探讨鲁迅和顾颉刚学术思想的形成和来龙去脉,探讨他俩因文化上的分歧而导致情感、情绪上的对立,在此基础上还重新审视“整理国故”
与古史研究、胡适和“胡适派”
“现代评论派”
和英美派学院精英与鲁迅的分歧等众多复杂问题,分析论列,直抒己见。
富仁兄坦率承认“根据作者本人的看法,本文更多地谈到顾颉刚的缺点和不足”
,但同时也强调“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这些后辈学子有理由、有资格轻视顾颉刚的学术贡献及其历史地位”
。
这种对待历史人物客观而全面的态度是难能可贵的,也深得我心。
总而言之,富仁兄这部《鲁迅与顾颉刚》是厚重的,也是尖锐的,全文高瞻远瞩,思辨严密,博通精微,所提出的一系列新的看法,不仅对我们重估鲁、顾之争,而且对我们进一步深入反思二十世纪中国的学人、学术和文化,均不无启发。
在我看来,这部著作与其说是富仁兄最后的学术研究成果,不如视为他的精神遗嘱或许更为恰当。
因此,不管赞同富仁兄的观点与否,它都值得我们珍视。
主持商务印书馆上海分公司的贺圣遂兄常读拙编《现代中文学刊》,他读到了《鲁迅与顾颉刚》后十五节,大为叹服,立即致电我询问此文前半部情况,明确表示愿意出版全书,以纪念他所尊重的富仁兄。
以此为契机,“王富仁三书”
(除了《鲁迅与顾颉刚》,另二书是《端木蕻良论》和《樊骏论》)的出版计划开始在商务实施。
我感谢圣遂兄慧眼识宝,于是写了以上这些话,以寄托我对富仁兄的思念。
我相信,虽然富仁兄已经离我们远去,但纸墨寿于金石,他留下的文字会一直伴随我们在思想和学术探索的长途上继续前行。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日王富仁兄周年忌日于海上梅川书舍
(原载《鲁迅与顾颉刚》,商务印书馆,二〇一八年七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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