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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3章（第2页）

报机的单位，一律要将器材名称、数量及存放地点，详细填表后交&ot;保安总部&ot;。

与此同时，一些关于收音机知识方面的书籍也被莫名其妙地查禁。

如华南书局出版

的《音响扩大机》、《单管收单放机》、《初级短波收音机》、《简易交流式收音

机》等书道禁，其借口是&ot;向不法分子传授收音机知识，窃听毛匪广播。

&ot;

更习以为常的是，许多杂志书刊一不小心，越出界限而触犯了禁令，那么从此

就甭想得安宁。

这方面有数不清的例子：

1960年9月，《自由中国》因冒昧给蒋介石提了几点建议，而以&ot;掩护匪谍&ot;

和发表&ot;反共抗俄国策&ot;等罪名被勒令停刊，刊物负责人雷震被判10年徒刑。

《自立晚报》因为刊载了对蒋氏父子&ot;不敬&ot;的文字，而被停刊5个月。

以刊载幽默文章著称的《人世间》月刊，曾因&ot;几次影射当局&ot;而被停刊几次。

专门谈论时事的《时与潮》周刊，被指责为&ot;煽动民间不满情绪&ot;，停刊一年，

后又以&ot;藐视法庭&ot;的罪名，受到警告。

1975年8月创刊的《台湾政论》，刚出5期，就以&ot;煽动叛乱&ot;的罪名而被查禁，

有关人员被逮捕。

与此同时，国民党利用其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大办党营文化出版事业，企图实现

垄断。

50年代初，张其昀任中央党部秘书长时，一手操纵成立了&ot;中国新闻出版公

司&ot;、&ot;中央文物供应社&ot;、&ot;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39;等文化出版机构，出版

发行《中国一周》、《新思潮月刊》、《学术学刊》、《国事丛刊》等刊物，并出

版《现代国民基础知识丛书》等300多种，这一切使得&ot;党义书籍充斥书肆，反共

八股满天飞。

&ot;

在这种压抑、专制的情况下，知识分子噤若寒蝉，思想文化界一片死气沉沉。

麻将流行，酒家泛滥，今朝有酒今朝醉，狂歌当哭。

在百无聊赖的情况下，大家只

好讲究一番荷尔蒙、维他命、固精、补肾了。

在这孤寂、黑暗的包围下，个别知识

分子间或崩出几点创作的火花，或发出几声呐喊，由此又引起当局的惊慌失措和对

知识分子的一顿&ot;大棒&ot;，&ot;文案&ot;接二连三发生，其中以&ot;《文星》案&ot;、&ot;柏

杨事件&ot;和&ot;毛语录事件&ot;最为典型。

&ot;《文星》案&ot;：主要是围绕作家李敖和《文星》杂志而展开的。

《文星》是

一个侧重学术文化的综合性月刊，由肖孟能夫妇于1957年11月创刊于台北，以&ot;生

活的、文学的、艺术的&ot;为刊物宗旨。

创刊四年，成绩平平，没有什么社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