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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应当像个大人物,抓大事,不要巨细无遗。
有了几个必备的条件,其他局部的内容、小矛盾和小冲突、无关宏旨的细节,在写作时让它们自己顺情合理地生发。
我细细自省了一下每篇小说写作时的情景,几乎所有较好的作品,在写作时都是心情顺畅而精饱力足的。
同时,还努力使自己充盈一种战士般昂奋的情绪,精神上的优越感,接近骄傲的自信心。
耳聪目明,浑身清慡,呼吸顺畅,任使激情冲荡,灵感连续爆发。
而自己的工作却是尽力节制它们。
如果反过来,大脑迟钝,神怠意懒,背酸手僵,虽然把人物、故事、细节都预想好了,让预定的情节拉着自己的写作勉强进展,硬从自己的身上挤压情绪,写出来的东西恐怕自己也不想再看。
我有过这样一次体会,以后便再也不这样写东西了。
创作处于最好的状态时,作家感到他的人物全活了。
这些人物像生活中熟悉的活人,能够感到他生气发怒的样子,感到他的呼吸和皮肤的温度,甚至他用手指捅你一下,也知道是什么感觉。
于是这些人物你就难以驾驭得住;他们要依照自己个性的逻辑而不顺从作家的意志去行动。
这也是许多读者来信问我,为什么《爱之上》中,肖丽不与她旧日的情侣靳大诚结合,而偏偏对一个比自己年长十来岁的老教练产生爱慕之情的缘故。
我原来也是安排了一个破镜重圆的结局的,但写到结尾,我感觉肖丽不会那样做,小说的结局便变了样子。
我想,虚假的人物受作家驾驭,真实而活生生的人物要驾驭作家。
因此,&ldo;这个人物为什么不那样!
这个人物应该这样!
这个人物不该这样&rdo;这类话会使作家啼笑皆非,甚至无从下笔。
人物有了个性,就依从自己的个性,容不得任何&ldo;应该&rdo;之类外加的东西。
至于主题,我想作家写作时大概都不会想到主题。
他会产生理念,想到哲理。
作家对生活的发现,一是形象,一是哲理。
哲理深化形象内容。
但一部容量丰富的作品,包含着众多哲理,给人的启迪也是多种多样的。
这哲理与形象相融,难以分开。
而有些哲理和认识,是在对人物的不断挖掘中发现的,它含在形象里,聪明的作家不会把它抽出来直楞楞地写在纸面上。
否则形象就会一下子变得概念和干瘪。
作品中的深厚的题旨和有血有肉的人物,都应当是既清楚又模糊的。
据我的体验所谓主题明确、人物鲜明,往往是内容单一和形象类化和平面化的同义语。
我在《义和拳》中显现出的缺陷,其根源正由于这个缘故。
可能我过多地翻阅史料,对历史的认识过于清醒。
当作家本人能把他的作品说得明明白白和有条有理,把他的人物功过是非分析得透彻而无遗漏,那么笼罩这生命上的一团朦朦胧胧而活喷喷的气息就会消失。
好像从大空望远镜前看见的月亮,它每个洞眼与凹凸都看得清晰,自然也就失去那迷人的、神奇的、明澈人心的景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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