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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章（第3页）

其实我早想写这小说。

1979年初我把这故事讲给巴老听。

巴老受了感动，他把这事记在一篇叫做《小狗包弟》的动人的散文里。

巴老叫我写，那时我非常想写。

我一想到这故事中的某些片断就冲动得坐不住，必须兴冲冲在屋子中间未回走几步，才静下来。

1979年的文坛和文学，真令人难忘！

只要你的心被文学占有，就片刻不得安宁，整天在胸腔里嘣嘣地响。

笔尖在稿纸上简直是在连蹦带跳，读者好像脸上挂着泪，坐在书桌对面看着你写。

那时，我刚写过《铺花的歧路》。

上千读者把他们的心装在信封里寄给我。

我还有多少悲欢离合、催人泪下、令人激动的故事要写呀。

包括《感谢生活》中这个画家的故事。

十年动乱给了我们多少素材？俯拾皆是。

苦难常使作家富有。

没错！

然而，那时我还没写《啊！

》，写过《啊！

》就不同了。

写《啊！

》时，我有一个强烈又迫切的目的：我想记录下我们在这10年是怎么活过来的，也就是想使后世之人读这部小说时，有种身临其境之感，否则他们将永远无法理解我们。

这样，任何现成的、完整的、哪怕曲折动人的故事都无法完成我这目的。

我便用一封误以为丢失而没丢失的信，引出一个灵魂的悲剧，勾起那个时代人们全部的、特有的、恐惧的心理状态。

我是从那个时代特有的氛围、感觉和心态，来把握小说，来把握那生活的。

这样写过，我忽然对自己心中那些悲欢离合的故事，不那么冲动了，也没有把它迫不及待写出来的渴望和劲头；凝聚在心里的某种力量，好像都在《啊！

》里发泄完了。

大概我在当时可能做到的，都在《啊！

》中做了；我站在自己所能达到的认识高度上，尽到了能力的极限。

那么，谁也不愿意在自己已经越过的尺度上，来回重复。

即使再好的故事也不想写了。

渐渐，自觉或不自觉地离开了&ldo;伤痕文学&rdo;。

目光移到急剧变化、不断更新、切身切肤的现实中。

视野便从有限的&ldo;十年&rdo;扩展开来。

这阶段的写作，即使牵涉到&ldo;文革&rdo;期间的生活，都把这生活打碎，而与更广阔的生活历程揉在一起。

故事和人物，自然不只在10年中间转来转去了。

生活愈宽，认识愈深。

这样，我偶尔写些以&ldo;文革&rdo;生活为背景的小说，如《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今天接着昨天》、《雪夜来客》等，已然不是着意于对&ldo;文革&rdo;的批判和否定，不是着意于对那些具体的社会&ldo;问题&rdo;的思辨；而是着眼于人，一个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