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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孤零零的过少的记载,难以成为我用想象和虚构把它发挥成一个饱满的具有艺术生命的人物的史料基础。
这团感觉就一直保留在我心中。
好像云,飘忽忽,凝不成雨。
有时想到这么好的性格细节用不进作品中去,还有点怅然。
当然,积存心中的这种待用的储料远不止一个或十几个,简直多得无穷无尽。
每时每刻,作家都会从生命中受到触动,获得感受,取得发现。
这发现,大大小小,千千万万。
大到对历史的认识,人生的总结,社会的特征,一个城镇的面貌,一代人的希望与症结等等;小到一个人有独特意味的习惯动作,某只小猫小狗与众不同的习性,不同季节和时辰中一景一物的形象,不同人家中的不同生活方式、起居习惯乃至家具摆设。
各种能够区别他人的独特的眼神、嗓音、服装、发式、皮肤的质感和皱纹,更复杂的是人们千差万别的内心状态。
这些发现,都是鲜活的;即便是理念性的,认识上的,判断出来的,也都带着感受的色彩。
作家就是这样‐‐敞开心扉接受大千世界给予他的各式各样、无穷无尽的信息,一律来者不拒,厌恶的也一样接受。
当然这信息,有的明瞭,有的含混,有的清晰,有的模糊,有的深刻,有的浅薄。
所有生活,只要是可视的、可听的、可嗅的、可触的、可尝的、可感的,全都分解成或强或弱的信息,输入作家心中,积存起来。
但是作家使用这些材料时就决不按照输入时的顺序。
这由于,这些材料不是强记和硬背下来的。
它们大多是给感受到的。
感受得到的东西大多是自然而然的,不自觉多于自觉的。
一大堆杂七杂八压在一起,谁知哪个细节忽然被利用起来。
在这些材料中,不分什么重要或非重要的;没有主次,投有轻重,没有级别,只要是迫切产生的艺术生命所需要,它就是最重要的、最珍贵的、最有价值的。
1979年,我在战火方熄的云南边境一带跑,听到和见到许多催人泪下的细节和故事。
一时产生创作冲动,但怎么也汇涌不出一个可以牢牢抓住的人物形象,或是可以信笔挥洒的题材。
我还听到几个十分完整的故事,却始终变不成文学作品。
创作欲结不了果儿,一时我真怀疑自己的才能。
这其间,我在云南边防部队听到某一排战士,在开战前夜吃过晚饭后,一起将饭碗砸得粉碎,誓决一死。
这激动人心的强烈的一幕,一直保留在我心里,谁知半年后竟然跳进我的长篇历史小说《神灯》中去,成为我所描写的1870年天津教案中,一个因烧教堂而被李鸿章砍了头的义士,与他的朋友诀别时的情节。
这个情节帮助我把这一场面悲壮的气氛强化了。
前面所说的关于刘十九那个奇特的个性细节,也用到这部书中红灯照的女首领黄莲圣母林黑儿的身上,有助于增强这一人物的传奇性和神秘感,丰富了她个性的血肉。
在伏案写作时,大脑所有的细胞都活跃起来。
在记忆中库存的细节,就像修配工零件箱里绞成一团的乱七八糟的各种轮儿、钉儿、齿儿、钩儿、珠儿、片儿,平时撂着没用,此刻翻来翻去,不知哪个忽然有用,并且恰到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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