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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梦境金戈铁马与小桥流水艺术的变格（第2页）

这些综合起来的因素，形成作家的自我局限和艺术的思维模式，一旦作家拿起笔来——不，甚至于可以追溯到作家构思作品的蓝图时，自我局限就跟踪而来，满足于这种局限的作家，则划地为牢，拿出来以不变应万变的招数，轻车熟路地一篇篇地重复着自己；而力图突破这种自我局限的作家，则总是想探索一条拓荒之路，所谓“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这种谈法，虽然带有“天方夜谭”

的童话意味，但以求新求变而达到艺术变格的精神，则是一个作家不可缺少的素质。

不管你是现实主义作家也好，以现代主义标榜自己的作家也好，只要积极要求进取，锐意求新，都有个重新认识自己的课题。

而这种自我剖析，就是认识自已艺术上的长与短，进而奋力突破自我局限，以永不满足的心态对待创作，就不仅仅是“扬长避短”

，而应是“扬长补短”

。

把“避”

短变成“补”

短，并把自己之短变成自己之长，作品则会光彩四溢，产生高难度的艺术变格，从而使读者刮目相看。

从这个意义上去看，子龙、平凹的变格意愿（无论作品成功的系数多大），都是值得赞许的。

作家应该多几套创作路数，这并不是无法超越的“珠峰”

。

果戈理写下诙谐讽刺小说《钦差大臣》，又写下民俗风格小说《底康卡近乡夜话》。

此外，他还写下了极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米尔格莱德》。

如果我们在书稿上删去果戈理的名字，简直使人难以置信《钦差大臣》和《米尔格莱德》，是出自同一位作家之手；然而，果戈理却把风格绝无近似的两部作品，呈现给了当时的俄罗斯大地。

在我国璀璨的文学星空中，最善于变格而且运用得潇洒自如的作家应属王蒙。

恕我直言，王蒙在艺术变格中并不乏败笔，最典型的一篇是发表在《上海文学》上的《色拉的爆炸》。

我个人认为那是一篇无色无味的糊涂乱抹之作（曾于当时面向王蒙表述过个人看法：）。

但是以《夜的眼》、《春之声》和《海的梦》为系列的意象小说（评论家称之为“意识流”

）对比他从新疆归来时以《灰色的眼睛》为代表的系列小说，风格有了相当大的变化。

到了《蝴蝶》发表时，王蒙似乎在把意象和形象糅合在…起，试探着一种新的文学变奏。

这种尝试，如同一个武术运动员不断地变化着南拳北脚的路数，在使人眼花缭乱之后，既看到王蒙捕捉生活，表现生活的机智，又能感觉到他作品中对多维艺术容量的追求。

我汄方他的这种艺术变格，源于宽广深厚的现实主义母河。

如要说得形象一点，这种变格既受惠于现实主义乳汁，又丰富了现实主义在历史新时期的表现手法。

现实主义母河长流不息，从它的体躯上不断流出一条条子河；因而形成一条条美丽、但又别于母河风貌的小小河湾。

它不是非理性的产儿，更非歇斯底里的兽性呼啸。

这种不满足于自己过去的艺术探索。

和那些“玩文学”

以及“面向自我背向生活”

的公子哥和娇小姐的产品，不属于同一母体的产儿。

但我觉得王蒙在如行云流水的走笔当中，还可以适当限制一点自己笔锋的随意性，一张一弛的笔锋力度，如运用得更为合适，则便于更清晰地显示他作品的血脉和筋骨。

以上种种，皆属于作家主观要求自己艺术变格的范围。

何作家创作中的变格，有时也并不决定于主观意向，而决定于生活主轴的变化，这属于客观促使作家进行艺术变格的范围。

我们适当把文学透视镜的焦距拉得远一些，就会明显地发现这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艺术变格。

邓友梅50年代以小说《在悬崖上》名噪文坛，他描写美丽而轻佻女性加丽亚的手法，和他20年后表现《烟壶》、《那五》的艺术手段，简直判若两人。

前者文笔华美无瑕，后者显示古朴凝重；前者表现生活伦理中爱情主题，后者则描写的是“八旗子弟”

，以喻当今世人。

这种艺术变格，更大程度上决定于客观生活的变幻，使作家从选题开掘到艺术处理，都产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我个人的创作脚印，似也显示，了客观对主观的强烈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