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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去的白帆与两只天鹅论联想之二（第2页）

很难设想一个对生活麻木冰冷的人，会突然获得什么创作“灵感”

——如果灵感这个怪物真有的话。

在文学创作中，我们常常看到一种反常现象：久在一个地方生活的人，按道理说，应当是最了解生活的，因而他也更据有创作的雄厚资本；但是常因对生活失去了新鲜感，而变得麻木不仁，连头脑中的形象思维的火花，也被他的麻木冰冷淹没了。

相反，当一个满怀激情的作者，涉猎到他一个完全新鲜的生活领域，他处处感到新鲜，因而各种信号灯，在他头脑里不停地闪现，他欣喜、他兴奋，因而产生了挥笔写作的欲望，产生了非常广阔的艺术联想；最后，作品完成，远远走在那些久在生活中而丧失了激情作者的前边，这是创作中屡见不鲜的事情。

比如：50年代末期，李准到北大荒生活过一个较短时间，却写出了电影《老兵新传》。

我在这里无意谪贬深入生活对文学创作的重要意义，而只是在说明只有对生活充满激情的人，才能捕捉“灵感”

。

你不爱生活，生活也不爱你；你对它冷漠，他也对你冷漠；就好像一对儿朝夕相处既熟悉而又陌生的青年男女，彼此缺乏吸引力，是无法成为情人，无法结为眷侣一样。

只有那些对生活充满激情的作者，才能迸发出艺术思维的灿烂的火光。

艺术联想是个非常奇怪的东西，对于不同气质的作者，总是作出不同的回答。

我年轻时读过老作家孙犁同志一个动人的短篇——《山地回忆》，他写了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一个心地善良、质朴的农村女孩，看见他早晨在河边上刷牙，便怪嗔地说：“吃了我们的粮食，还嫌我们脏呀！”

这一两句话，把心地如水晶般透明的女孩子，描绘得栩栩如生。

记得，我读到这儿时，合上书本，久久地沉醉在小说的魅力之中。

当时，我稚气地想，一定是孙犁同志亲身经历的一段往事；事隔多年，当我重返文坛，有一次陪着康濯同志去天津看望孙犁同志时，我曾问及这篇小说。

孙犁同志说：“我在生活中没有碰到那样一个女孩子。

相反，我遇到过一个泼妇似的女人。

她的丑启示了我，想写一个美好的人物，于是就写出了那个女孩！”

这里，作家的联想来源于丑的启示，由憎恶丑的而渴望表现美的，这种艺术联想，不同于诗人公刘“孔雀开屏”

的联想；公刘是由于美的感召而去联想美；而孙犁同志则由于对丑的感触而去联想美；这就是艺术思维在不同作家身上的异同。

当然，艺术联想的萌发，因素是很多的，它在文学创作中是个很微妙的问题；但万变不离其宗，它孕育于生活，分娩于激情，只有对生活有着鲜明爱憎感情的作者，才容易捕获它、占有它，然后，成为你笔下闪光的思想，闪光的细节，闪光的人物，闪光的文字……

在我自己的文学创作中，由于生活的刺激，也常常产生各式各样的朦朦胧胧的艺术思维。

1963年，我在北京郊区一个劳改农场里接受“改造”

，至今记忆犹深的是两只孤苦的天鹅。

这两只天鹅的故乡是东北兴凯湖，那里的一个劳改农场把俘获的两只天鹅，剪短它的洁白的羽翅后，送到我所在的农场，供人欣赏。

本来，天鹅是最善良、最温顺的美神的象征；可是有些劳改成员，出于无聊，出于缺少文化素养；经常用土块、石子挑逗它，这两只“美神”

竟然逐渐改变了贤淑的本性，开始是“嘎嘎”

鸣叫，表示被侮辱者的抗议；后来渐渐产生了仇视人类的本能，只要有人从它身旁经过，它就昂起头颈，扇动羽翅，主动向人发动攻击。

这种变态，最初引起我联想的东西，是杰克·伦敦写过的一个中篇小说一一《荒野的呼唤》，小说中描写了一条名叫“布克”

的驯良家狗，因为在生活中不断受到新主人（旧主人把它卖了）的棍棒抽打，以及狗群之间的互相撕拼咬斗，最后这只驯良的家犬，逃到山野变成了狼群中的领袖。

这个联想，是由天鹅命运的触动而产生的，还没有进入艺术创作的境界之中。

1995年，我在山西某地一个劳改农场，忙里偷闲，伏案桌头写中篇小说《远去的白帆》时，忽然想起了那两只天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