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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第1页）

太子贤对母后存有敬而远之的戒备心理，这种戒心在太子弘暴亡合壁宫之后愈演愈烈，太子贤尽量减少去洛阳东都与父皇母后相聚的次数，令武后震惊的是太子贤连续两次借故推诿她精心张罗的家宴。

太子贤第二次以肠胃不适之由推辞宴请时，武后的脸上已经声色俱厉，什么肠胃不适，你是出于恐惧和防备之心。

我知道你怕什么。

武后以一种哀恨交加的目光审视着太子贤，冷笑数声说，你怀疑我毒死了你哥哥弘？你怀疑我有毒杀亲子的怪癖？武后似乎知道她与贤母子间的那层阴翳从何而来，她曾经刻意地向太子贤回忆当年在驿路上临盆分娩的种种艰辛，贤只是默默地倾听，但武后从贤英武瘦削的脸上感受到的仍然是怀疑、隔膜和拒绝，武后深知那层阴翳像蛛网一样缠结在他们母子之间，已经挥之不去了。

太子贤久居东宫，对父皇母后所在的东都洛阳无所眷恋，这一点高宗也觉察到了，当高宗向武后念及百里之外的太子贤时，武后无法掩饰她对太子贤的不满和怨意，武后说，贤在长安临朝受政固然成就可喜，但是陛下不觉得贤有违孝悌之道吗，终日厮混于弄臣娈童之间，却无暇来洛阳稍尽人子之礼，虽然陛下宠爱贤，但我想起他就觉得寒心。

高宗注意到皇后谈起太子贤时总带着不悦之色，他以为皇后主要是讨厌贤与侍奴赵道生的龙阳断袖之好，妇人们通常都对这类事情深恶痛绝。

高宗因而列举历代君王与男宠们的轶闻趣事以消除皇后的妇人之见，他并不知道如此劝解于母子相背之症结是南辕北辙。

皇后对高宗说，陛下博闻强记，宽容并蓄，贤的德操恐怕是永远不能与陛下相拟了。

皇后漫不经心地捻玩着她的紫檀木球，眼前却浮现出多年前在岐州万年宫撞见高宗与姐姐武氏相拥而眠的情景，那是令人尴尬的一刻，皇后想假如那年夏天姐姐没有跟随他们去离宫避暑，假如她适时地阻止了姐姐与高宗的幽情，现在桀傲不驯的太子贤或许是另易其人了。

洛阳宫里的母亲因此常遣快骑向京城里的太子贤传递家书，母亲以政道孝纲训子，字里行间隐约埋藏了一座愤怒的火山。

太子贤对于韩国夫人没有留下任何记忆，只听说她吃了有毒的山菇而香消玉殒，父皇一直不忘韩国夫人，他后来续情于韩国夫人的女儿贺兰氏就是佐证，贺兰氏被父皇封为魏国夫人，也曾经艳惊六宫粉黛。

令人唏嘘的是那美丽的母女俩最终殊途同归，魏国夫人死于另一次蹊跷的毒宴，内侍省记录下毒的凶犯是武惟良和武怀远，据说那是武氏家族的一次家宴，但是一碗肉汤却是有毒的，魏国夫人喝了肉汤，也因此像她母亲那样口吐黑血倒在餐桌之下。

太子贤知道母后立刻处斩了疑凶武惟良和武怀远，她的两位堂兄弟。

曾有人推测武氏兄弟欲she白鹿却得野兔之尸，但是太子贤始终觉得这种推测缺乏推敲，武氏兄弟没有理由毒杀母后，就像他们没有理由毒杀魏国夫人一样，因此他更相信世人所传武氏兄弟只是一双替罪羊。

太子贤曾经对太子洗马刘纳言流露出一个隐晦之念，他对刘纳言说想看看韩国夫人的画像，刘纳言的回答则机警而一鹄中的。

韩国夫人当初以皇亲国戚之尊入宫，无须请画师为其画像，画像必将无处可寻。

刘纳言含笑说道，殿下或许可以从天后口中闻听韩国夫人的天姿国色？她们毕竟是同胞姐妹。

区区小事何须惊动太后？太子贤讷讷而言，我听说魏国夫人容貌酷肖其母，殿下可以从中想见韩国夫人的风采。

刘纳言说。

魏国夫人亡命于毒宴已有数年，我连她的容貌都了无印象，又怎么做攀树逾墙之忆呢？

那么殿下就以贺兰敏之作镜以鉴韩国夫人之光彩，子肖其母，他或许是韩国夫人的活肖像吧。

刘纳言又说。

太子终于无言，那时候贺兰敏之暴尸于放逐途中的消息刚刚传入宫中，太子洗马刘纳言的一番谏议貌似愚蠢，但个中深意已被太子贤领悟在心。

太子贤后来对刘纳言哀叹三声，他换了种轻松语气问刘纳言，我是父皇的儿子，你说是不是？我的身上流着父皇的血你说是不是？

太子洗马刘纳言说，是的，殿下是大唐皇室的正嗣，江山社稷唯此为忧，后宫传奇飞短流长何足挂齿？于是太子贤从墙上摘下一杆金鞘马球棍，他将马球棍在空中抡了一圈、两圈，似乎想借此抛却心里那个沉重的负荷。

去召集东宫所有马球好手，太子贤大声吆喝起来，这么好的天气，我们打球去。

太子贤骑上了父皇赠送的西域汗血马，出现在御苑的糙场上，一身戎装使他显出英武本色，那也是太子贤从小酷爱的装束，红缨头盔，重纹铠甲和挂刺马靴，太子贤总是像一个将军似的驰骋于御苑球场，策马击球之间喜笑怒骂皆形于色，东宫的宫人们对此已习以为常。

仪凤元年的年号来源于陈州府的上奏，奏书说有人在陈州水边看见了凤凰，所有人都相信了虚幻的凤凰之说，因为那是大吉之兆。

武后闻讯对高宗说，再改一次年号吧，仪凤的年号或许可以给社稷带来祥瑞和富庶。

如此上元三年又变成了仪凤元年。

太子贤不知道母后为何如此热衷于改换年号，显庆、龙朔、麟德、乾封、总章、咸亨、上元，如今又是仪凤，大唐朝代的年号在母后的心血来cháo下已经面目破碎，莫衷一是。

东宫的学者们对此颇有微辞，他们认为混乱的年号不利于典籍史书的修订，但是没有人为此向朝廷进谏，没有人会冒险触怒一代天后，事实上武后对年号的随意更改缘自北门学士的煽动，而东宫学者们把追随武后的北门学士们当成了政治学术领域的劲敌，北门学士们以圣哲自居，以冷眼轻觑太子身边的张大安、刘纳言、薛元起等人，东宫学者们在忧愤之余便把希望寄托在太子贤身上，《后汉书注》其实就是一种勾心斗角的产物，张、刘、薛三人合力帮助太子贤修撰这部巨著，其挑战和示威的目的也就不言而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