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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富仁鲁迅与顾颉刚序（第2页）

左起：一、钱理群；三、王富仁；四、孙郁；五、张梦阳；六、黄乔生；七、高远东；八、钱君匋艺术馆工作人员；九、陈子善；十、葛兆光；十一、夏晓虹九十年代末摄于浙江桐乡钱君匋艺术馆

回想起来，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每次见富仁兄，谈的都不是学问，都不是我俩所从事的现代文学史研究，而是兴之所至，海阔天空，行之所当行，止之所当止，北方人所谓侃大山，南方人所谓嘎讪胡是也。

也许我俩都认为既然难得相见一次，干脆就纯粹聊天，反而比一本正经论文说艺来得更有趣更有意思。

若说要与学术相关，大概只有一次，那就是我听说他在某次鲁迅研究会后态度严正地直斥某人。

后来见到他，忍不住求证，果有其事否。

他不直接回答有或没有，只说了一句：“太不像话了！”

说到现代文学史研究，众所周知，富仁兄擅长宏观研究和理论阐发，而我醉心于微观研究和史料爬梳。

虽然我俩对现代文学史许多问题的看法相同或接近，但我一直很钦佩他的学问和敬重他的探索勇气。

他胸怀高远，他视野开阔，他看法独到。

他的文章汪洋恣肆，颇有气势，无论专著还是论文，都有一种充满激情、富于雄辩、直指人心的力量。

这在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中并不多见，也是我所难以企及的。

从出版专著《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到反思半个多世纪以来的鲁迅研究史再到倡导“新国学”

，富仁兄一直旗帜鲜明地站在维护和发扬真正五四精神、总结和继承优秀文化传统的前沿，为自己的见解、自己的主张锲而不舍，义无反顾。

富仁兄有自己的操守和追求，但他并不墨守成规，也不画地为牢，对我这样的朋友也很谈得来，常常在谈笑中流露出他天真可爱的一面。

难得的是，他的包容和与时俱进，同样体现在对学生的培养上。

他对学生不强求一律，而是因材施教，看重并支持学生的学术兴趣。

他指导的硕士生宫立对文学史料着迷，他亲自致电我，郑重推荐宫立报考我的博士生。

后来宫立的成长也证实了他的判断，而这种判断力并非每个研究生导师都具备的。

我主编《现代中文学刊》以后，富仁兄理所当然成为我的重要约稿对象。

承他不弃，时有新作贻我，如《学刊》二〇一二年第一期就发表了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樊骏论〉之一章》。

当我得知他病中仍在奋力撰写《学识·史识·胆识》的系列论著时，就很希望他能惠稿。

《学识·史识·胆识》大概是富仁兄后期最有分量的学术论著，前三篇专写胡适，分别以《胡适与学衡派》《胡适与“五四”

新文化》《胡适与“胡适派”

》为题，刊于二〇一四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八期、《中国政法大学学报》第五期和《社会科学战线》第十一期，也构成了这一系列论著的第一部分。

这一系列论著的第二部分就是这部长达二十二万多字的《鲁迅与顾颉刚》，前二十九节连载于《华夏文化论坛》第十三至十六辑，而他慨然允诺把此文后十五节交《学刊》刊出，这是对我的信任和鼎力支持。

令我十分痛惜的是，《鲁迅与顾颉刚》后十五节在《现代中文学刊》二〇一七年第三、四两期发表时，富仁兄已不及亲见了。

在简要讨论富仁兄这部精彩的力作之前，略为回顾一下顾颉刚与鲁迅的交往过程，也许是必要的。

据鲁迅日记，两人一九二四年十月十二日首次见面，是日下午顾颉刚随鲁迅学生常惠（常维钧）一起拜访鲁迅。

一个多月后，鲁迅应顾颉刚之请，为他主编的《国学季刊》创刊号设计了颇有特色的封面，这是鲁迅设计的第一种杂志封面，不能不特别提出。

此后两人互有通信，顾颉刚一九二六年六月十五日寄赠鲁迅新著《古史辨》第一册，并在环衬上题字：“豫才先生审正颉刚敬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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